上海市卫生局拟在全市医疗机构建立“医德档案”制度，医务人员一旦发生收受“红包”或商业贿赂问题，将被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的资格，还可能面临缓聘、待聘。此举经媒体报道，舆论反映褒贬不一。在下以为，关键在于它的可操作性，特别是预期效果如何，才好有个结论。
“医德档案”受好评，是在百姓饱受看病难和贵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若因此医德上个台阶，服务质量提高，百姓自然高兴，是在无奈中看到一点希望。政府主管机构出台这一举措，动机肯定是好的，初衷也不错，为民谋利，当然受欢迎。但是，良好的愿望与实际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医德档案”最终效果如何，眼下便可作一些分析。
“医德档案”包括8项内容，其中，各级奖励荣誉及先进事迹和病人表扬、病人投诉及核查情况、违反职业道德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处罚情况、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情况等4条比较直观，也可以量化，只要不搞弄虚作假，应该说便于考核。但其余4条，除去“其他能够反映本人医德状况的材料”之外，都颇有弹性空间，考核实在不易。
比如“接受职业道德规范和医学伦理知识培训情况”。若只看参加次数、培训课时、教学内容，虽很容易但无意义。凡医务人员应该都参加过类似的培训，但在医疗实践中依然有人不讲医德，“培训入档”又奈之何？
比如“开展文明规范服务，改善服务态度，使用文明用语、尊重病人权益等情况”。这些都很重要，又都需要具体化，才好逐一考核、确认。评语式的记入档案，恐怕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最难考核的是“收受或拒绝‘红包’和商业贿赂情况”。这是全部考核内容的重点所在，也是“医德档案”制度突出强调的一点，是与奖惩挂钩的关键。但是，拒收“红包”、贿赂可以报告，收受了怎么可能交代？除非被举报。而举报又可以归入“投诉及核查”，况且送红包、施贿赂者都“有求于”收受者，非万不得已，或被他人发现，举报难、查证也难。所以，这条规定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有了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德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形式重于内容，可操作性差，效果自然有限。而那么多医院还要有专人来记载、整理这些档案，徒增工作量，大多无用功，岂不是一种浪费？这种开支还会加大医院成本，最终岂不还是患者“埋单”？
其实，医德问题是难以量化考核的，也不是靠文字描述的。它是医务人员思想意识、道德修养的外在反映，表现在工作态度和言行举止上，或敬业、体贴、文明，或怠懒惰、冷漠、粗鲁，给患者更多的是感受，而并非数据、材料。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有专家给年轻医生出了一道题：“冬天给患者做触诊前应该做什么？”众多医生和准医生都没有答对，其实答案很简单：“应该先把自己的双手焐热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你说这是医术还是医德问题？显然是医德。而这一点，靠培训记录、评语记载等文字材料是难以反映出来的。
至于收受“红包”和商业贿赂，不仅有失医德，而且涉嫌犯罪，完全可以凭此一条惩处，不必也不应该与其他要求并列。况且，只是“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资格”，至多“缓聘、待聘”，能有多大震慑作用？实在令人怀疑。
医德评判在人心里，不在档案里。档案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从业者职业责任意识和自觉的职业行为，以及公众的客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