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男子在街头持刀抢劫，警察却不得不将其放走，因为他是艾滋病患者。当地警察说，抓他和放他，已是家常便饭，“真不知道该怎么管他”。 警察之所以放人，盖因没有地方关押他。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为了防止群体感染，对患者的关押需要较为特殊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即使患者被判有罪，也不会入狱，只会保外就医。于是，对作案的艾滋病患者，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法律在这儿存在真空，警察无法处置身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 艾滋病患者在我国逐年增多，他们整体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艾滋病患者犯罪也无从监管，已经发展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它使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这不光令武汉警方头疼，据报道，今年3月，杭州警方在一次反扒活动中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有5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对这5人警方当晚无奈释放。这些人继续浪迹社会，危害公共安全。 其次，当他们知道法律奈何不了他们时，更加放纵，甚至把艾滋病作为“护身符”，肆无忌惮地危害公共安全。有的地方出现过艾滋病患者拿着带血针头抗拒警察的事件，法律的尊严受到严重挑战。 如何处置违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回避它，只会让社会为之付出更大的成本。现在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关键是操作层面的完善。这些人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罪犯)，另一方面是需要救治的病人，处置他们就不能简单地“隔离”、“集中”，还要辅以相应的治疗。 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是一个责任政府的首要职责，我们不能坐等这个问题积重难返时再加大投入，到那时，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所能承受的负担，政府应当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在资金困难与供给公共安全方面求得一个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