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到2003年的６年间，杭州警方从扒窃人员中累计查出了１００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感染的原因居然是为了逃避警察抓捕，争相自染艾滋病的（１１月２１日《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消息让我们震惊，让我们对于所生存的环境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同时，这样的消息也提醒我们，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犯罪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了，在面对必须直面的困难时，绝不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中来个眼不见为净。
毋庸讳言，６年来我们事实上采用了见了困难绕着走的“鸵鸟”政策。该则新闻告诉我们：１９９７年一扒窃团伙中，“抓获涉案人员５０多名，其中有１８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警方只是将其遣返原籍；今年３月抓获扒窃人员１０人中有５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警方当晚只得无奈将这５人释放。警方的克制并没有使事态好转，相反艾滋病扒窃犯却越来越多。
抓人之后还得放人，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浪迹于社会自生自灭，这样做的代价巨大：一是，显示执法不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二是，将这些人留在社会上使他们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有损他们的健康；三是，也使得他们与主流社会偏离得越来越远，对于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６年来事态的发展告诉我们：回避，对社会并没有好处，只会徒增其害。对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应该加大力度予以整治，代价再大都没有将他们留在社会上的危害大。也只有予以整治才能体现社会对这个群体成员的关心：让他们认识到，故意感染上艾滋病是一种不必要的措施，除了增加个人的痛苦外，并不能减少法律对他们的惩罚的威力。
同时，也只有通过整治才能使他们摆脱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得到集中治疗，从而使我们社会有机会改造他们，使他们重新社会化，认同我们社会的共同准则。
我想道理人人都懂，目前关键是要付诸行动：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进入快速增长期的今天，我们寄希望予有关部门有效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