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寻找“灵丹
图：此次武大会议期间，何大一与桂希恩（左）见面
勿庸置疑，他是世界科学界的明星人物。然而面对媒体的聚焦，他坦言：那是荣誉和压力的并存。
他不讳言有过挫折和失败情绪，“从1981年到1995 年，14年中我们一直在寻找对抗 HIV病毒的办法。可是呢，我们总是打败仗，HIV病毒一次次地获胜！许多人失去了研究热情，开始放弃。
但我总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我那么着迷于研究它，我要做出成果来。就是这股对事业的激情，让我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直到发现鸡尾酒疗法，一切都变了。”
这个温文儒雅的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责任”，这也许包含了他自身的信仰，和对医学的使命感。这映射出他一个突出的气质：超乎寻常的镇静。
“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
他是个工作狂吗？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却总有一种旺盛的精力，为什么？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样的评价不错。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完全属于我的家人。我们会在一起度假，滑雪。下个星期，我还要赶回去，和他们共度感恩节。”
他最高兴的事：家庭关系和谐。他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大女儿26岁，在美国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攻取学位；二儿子正在麻省理工大学就读；小女儿正上高三，明年考大学。
“我们一家人有时间尽量会在一起，放下工作去玩。今年，有一个礼拜，全家人去了欧洲。只有我们一家人，在海上租了一艘船，感觉非常好。”
何大一 寻找“灵丹”
何大一，1952年生于台湾。“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知名艾滋病专家，世界最大的艾滋病研究机构——美国艾伦·戴蒙研究中心主任。因该疗法的问世，艾滋病控制率达到了99.9％，欧美艾滋病患者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
1996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该杂志评价说——“他是为人类抵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
11 月19 日，武汉大学。何大一受邀参加武大举办的“2004年现代病毒学国际研讨会”。
他的行程表安排得只有见缝插针的份。18日晚上抵汉，19日上午讲演，下午就赶往机场。尽管如此，几个小时后他的助手还是给了记者一个安排：在去往机场途中，可以挤出一个小时做专访。
变世之择
“我是个有决心的人，一旦我决定做什么事，哪怕是玩，我也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凡我所要做的事，必抱有十分的热情，绝不懈怠。”他说。
这种性格让他做了两次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同时又带来了事业上两次关键的机遇。
1970年，生物科学领域的变化很快，各种新的生物学科应运而生，勃勃生机的发展势头，令人兴奋。此时，何大一正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他开始对医学产生兴趣。
“我的想法很简单，物理是个基础科学，而医学更实用。”念到大三大四时，他改向申请攻读医学。年仅24岁时，他就获得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到洛杉矶工作。
“那是1981年，我碰到了一些艾滋病人，当时这种病人很少。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很快死去了，我肯定这是一种新病。我当然有一点怕，可我对它很感兴趣，我开始天天问自己：这是什么病，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种强烈的感觉。”
何大一是全球第四个发现艾滋病的科学家，比第一位发现者晚了三个月，错过拥有“艾滋病之父”的荣誉。
第一次的选择，让他找到了终生的研究目标——艾滋病； 第二次的选择，更令他拥有了对付艾滋病的手段。
1990年，37岁的他出任美国洛克菲勒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很多人说，这是个冒险的决定。
“当时，我在加州有自己的研究院，工作也做得很好。要把那些都放下跑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何大一知道：要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他所面临的窘境：除了一部电话外，一切都得从零置办。
如今，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科学研究精英。来自中国的有三十位，其中顶尖的艾滋病专家有六位。指挥这支装备精良的团队向艾滋病毒展开攻坚战的，正是何大一。
追求完美
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何大一的母亲曾说，大一很难容忍自己犯错误，哪怕错误极小，也会令他心神不安。
“（笑）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感觉轻松一些。”“ 所以做我的同事也很不容易，他们认为好的，拿到我这儿来还需要加工，弄得他们很紧张。”
尽管他本人深感惋惜，却赢得了同行们更多的敬意。
“我觉得这样做是体面的，科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你不认错，别人最终也会发现。此后，我们用了9个月时间把这个错误改正了过来。”
尽管被人称为“鸡尾酒疗法”之父，对这项殊荣，何大一却显得有点不以为然。
“大家都认为我做的最大贡献是鸡尾酒，其实不是。那些比较基本的研究结果，才是真正的大贡献呢！我们是在拿到这个贡献之后，才用鸡尾酒的方法来调制的。实际上，把好几种药合在一起的做法，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中药，就是如此。 ”
何大一觉得那是一件很运气的事： 37岁，即被选为美国洛克菲勒艾伦·戴蒙的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同样的机会很少出现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只有美国肯把这种机会放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尽管那时我对艾滋病医学已有了10年的研究，但我仍十分年轻，毕竟经验不够。然而作为这项基金的捐助者，艾伦·戴蒙女士与普通美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她认为不管年纪大小，只要人有才华，就行。她觉得我10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很有潜力，很有希望。于是，她选择了我。用美国人的话说：她在冒险。而我的决心，很快鼓励自己走马上任。今天她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高兴，而我庆幸得到一个机会，建立起这个领域。”
何大一喜欢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因为有这种精神才能获得成功；同时他感激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十分看重学术成就。他因此也被美国媒体称为：把中西方文化结合得最完美的人之一。
新的目标
尽管鸡尾酒疗法为科学界和病人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它仍无法帮助那些病情过于严重的病人完全康复。这是一个让何大一不无担忧的问题：
“鸡尾酒疗法存在好几个问题。比如，它只能基本控制，却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病人用药不能停，一停病又会来；对每个人来说，一刻不停地服药，绝非一件简单的事。 ”
另外，在中国使用鸡尾酒疗法的医疗费用每年高达300~400美金。“其实这个费用相对美国要低了很多，但那价钱，对中国普通百姓而言，仍然是笔很大的资金。”
目前，何大一正在积极研究艾滋病疫苗，他说，现在艾滋病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做疫苗，他相信这是一个寻找治疗方法的捷径。
这次来武汉，何大一和武汉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桂希恩先生谈到了一个新的项目：用药来治疗怀孕的母亲，不会把病毒传给自己的孩子。
这几年，何大一和中国的联系非常密切。面对中国节节上涨的艾滋病发病率，他忧心忡忡。
如果人生有一次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艾滋病”吗？记者问。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