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高耀洁在偏僻农村宣传防艾知识 美国《时代》：“她只是位退休医生，但面对疫情，她拒绝保持沉默。” 2004年11月16日晨，郑州高耀洁家中，本刊记者再次拜会了这位年已古稀、值得尊敬的老人。 每到“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老人尤显繁忙。在去她家之前，记者两次打电话给她，她都是说：“明天你一早来吧，尽量早点来，很多媒体都在缠着我。” 见到她时，她正和老伴一起用早餐。热情的老人立马撂了碗，迎上来与记者寒暄。老伴郭明久在一旁提醒：“吃了再说，吃了再说。” 吃罢早餐，她的并不宽敞的屋里，除了被防艾资料挤占了大半空间，此时挤进了多拨电视记者，来自山东的，天津的。老人被其中一家电视台“挟持”，中午就要下到商丘“艾滋村”去，进行实地拍摄。 老人最近的状态并不好。她正在为去年送去山东老家的几个艾滋孤儿苦恼，伤心，焦虑。孤儿们在那山东的境遇比高耀洁老人所预想的要糟。 “我已经七次下山东了。这件事把我搞得死去活来。伤心。”高耀洁叹气。 在防治艾滋病领域，她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民间人士。几年来，媒体无数次重复提起这位品德高贵的医者——她被称作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1996年，她就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在6年多时间里，她走访了河南省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她自费出版《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2万多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小报也已经出版18期，印数达77万份。2001年， “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她将2万美元奖金和1万美元赠款，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2003年7月，高耀洁获得了“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表彰她在防治艾滋病事业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国外媒体称誉“从她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德兰修女的影子” 。 “她只是位退休医生，但面对疫情，她拒绝保持沉默”——2002年，高耀洁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时代》这样介绍了她。 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至今已花费八万多元，无偿资助了近200名艾滋病孤儿。 高耀洁知道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因为她发现了太多的真相，揭露了太多问题，讲了太多的实话，引起了太多的重视，她的子女和当地政府机关一样抵触她，疏远她。 老人很喜欢讲一句话：“不说瞎话行不行？”她评价同行桂希恩教授：“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是不说瞎话。”她不能容忍骗子： “时值1999年12月1日，怎么还能说河南无一例艾滋病？” 前些时日，高耀洁出版了她的第五本书《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她把稿费折算成书，再添上一笔她获得的两万元奖金，一共买下了3700本，赠送给各大图书馆及相关人士，用以扩大防治艾滋病的宣传。 尽管已经76岁了，但高耀洁说，她还要继续宣传、写书，并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孤儿的“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高耀洁一直是中国防艾事业的一面民间“旗帜”。在防艾救民这一道路上，她和武汉的桂希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桂更多依赖于传统，“下情上达”，而高则充分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在根本上，她和桂希恩没有分别。 2003年，高耀洁被CCTV评为“感动中国”年度新闻人物，颁奖辞称：她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心愿和人生理想，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和火热的爱心推动了人类防治艾滋病的事业，从而也照亮了很多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的心灵和生活道路。 还是这一年的年底，在郑州的一家饭店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约见了高耀洁，这次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卫生防疫的最高指挥向立足草根的防艾人士问道，它象征着官方与民间一种共识的趋于达成。 曾有媒体形容老人的事业是“一个人的战斗”，多年来，她孤独地走在河南乡村的田埂上。如今，老人不再孤单，她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