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为艾滋病做公益广告的影视明星。 他说：“我就是要作秀，作大秀；出风头，出大风头。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我不往前站，不往高站，我就起不到宣传作用。” 4年过去了，濮存昕还清楚记得第一次拍公益广告的情景。 那是2000年夏天，天气很热。在北京地坛医院的一间病房，一个头发稀疏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手背上的脓疮结着痂，40度的高烧已经连续8个月了。 年轻人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因为家人反对他被曝光，甚至不同意他拍公益广告。但是年轻人说：“我认识濮存昕，他是个演员，我想和他一起做好这件事。” 他们没有马上握手。当他想坐到床上时，濮存昕赶上前搀扶，濮说：“我感觉到他的肌肉紧了一下。” 聊天时年轻人很配合，需要搬床挪位置时，他说你们别动，我下来，你们再搬。 濮存昕忍不住帮他拿拖鞋，扶他，帮他整理枕头。之前他已懂得了相关知识，所以并不觉得紧张和害怕。 临走时，濮存昕犹豫了一下，对这个年轻的艾滋病患者说：如果你出院，我请你看话剧。还留了张名片。 后来小伙子并没有给濮存昕打电话，大半年后，2001年的春节，他去世了。 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濮存昕为这个年轻的逝者写了篇祭文。 现在，著名演员濮存昕早有了另外一个著名的身份：中国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但在4年前，艾滋病，对他还是一个恐惧的名词。他描述当时的感觉，“艾滋病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行为导致的疾病，好像跟犯罪有关系”。 卫生部来电话请濮存昕拍广告时，他问身边的朋友：这事和我有关吗？ 那时濮存昕正受困于一桩广告事件，他做的某药品广告激起舆论的广泛批评。之前，中国健康教育所也曾组织拍摄过一部艾滋病宣传片，但所有被邀请的演员都拒绝了，“拍了之后别人会以为我得了艾滋病”。 后来，濮存昕还是答应了。在中国，他成了除费翔外第一个走进艾滋病房的演艺界名人。 2000年后，在中国的城乡到处都能看到濮存昕的“艾滋病”消息：他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广告；他勇敢地跟艾滋病人握手、拥抱；到艾滋病人家里，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用他们的毛巾擦手。 今年夏天，一群各地的艾滋孤儿被接到北京，濮存昕把这些孩子请到家里做客。 “对我来讲，艾滋病的病理知识、预防方法，5分钟就全说完。但还有十亿人要知道这个道理、接受这个道理才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濮存昕也不忘自己宣传员的本色，“我会告诉大家，艾滋病病毒只在血液中存在，只要我的手没有破损，艾滋病血液滴在手背上，不用紧张，它不会穿透我们的手背，不会传染。洗澡，家庭生活用的器具、杯碗，在一起吃饭全都没有问题。” 最初只是拍片，后来接触了更多的艾滋病人，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在陕西，濮存昕遇到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那是一个贫困家庭，他种的麦子，被人一把火给烧了，交不起公粮，交不起土地税。濮存昕掏出身上的1000块钱，都给了他，还供养起他家里的两个孩子。一趟陕西之行，他一共见了29个上不起学的感染者家庭的孩子。濮存昕决定承担起供他们上学的责任。他说：这几个孩子，只要能上大学，我一定继续供他们。 有一次，濮存昕和孙道临去南京参加“唐诗宋词朗诵会”，在火车站，几个老太太和大姐看到了，指着濮存昕说：“快看，那个东西，艾滋病那个东西”（南京人的惯用口语，指人时爱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别人听了都“噗哧”乐了。濮存昕也忍不住笑：“别人记不起我演过什么角色，想不出我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只要了解了艾滋病，知道预防艾滋病就可以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大街小巷那么多公益广告，总不能白做了吧！” 做公益事业是没有报酬的。不过濮存昕也很坦然。该挣钱的时候，一定要挣钱；不该挣钱的时候，一分都不能要。 今年濮存昕为某银行拍了张艺谋导演的形象广告，收入50万。濮存昕让这家银行直接把钱转到了青基会的账户里。他在青基会的捐赠，累计已达到了100万。 也有人质疑过濮存昕，指责他做公益广告是伪善，指责他作秀，出风头。 濮存昕的回答是：“我就是要作秀，作大秀；出风头，出大风头。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我不往前站，不往高站，我就起不到宣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