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湖北襄樊女企业家停捐事件中，受捐者的不感恩和捐助的“索谢”，以及舆论对此事喋喋不休的争议和交锋，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在某报撰文认为，这暴露出当下中国社会一种病态，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人变得刻薄、偏激，缺乏平常心，不宽容。相当多数人都怀有一种“受害者心理”――好一个“受害者心理”，这个角度的观察是敏感和睿智的，抓住了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一大基本特征：相当多数人看待社会问题和参与社会讨论时，都站在受害者立场带着一种“受害”情绪，当下舆论的对抗、偏激、苛刻、冲突大多源于此。
“受害者心态”不是一个抽象的词，你时刻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弥漫于网络跟帖中，夹杂在街头巷尾的闲聊中，深嵌在许多新闻事件中，甚至就隐藏在你的潜意识中。
一场考试或考核，无论程序多么公平、制度多么规范，落选者总会以“必有黑幕”的受害心态，来看待这场考试，感觉其后必有一双罪恶的双手在操纵着一切，而且这种猜疑总能赢得舆论共鸣。一项政府新政或改革，即使平衡了各方利益、照顾到了弱者利益，舆论总会站在受害者立场来苛责这项改革，臆想着存在一个剥夺利益者。在有关穷人富人的舆论争议中，这种心态表现得更明显，没有多少是非原则的认知，充斥着受害者的情绪发泄，网友用最极端的语言指向那些他们眼中的“施害者”。
受害者心态不仅存在底层身上，而似乎是一个普遍心态，不少掌握着一定资源、相对强势的阶层也有这种心态。对国内顶尖富豪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富豪认为，财富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感觉自身是仇富舆论的受害者。公务员心理压力很大，杭州一个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常有民企老总抱怨压力大，白领更是抱怨成为“过劳模”，医生更是抱怨后代没几个会继续当医生。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失衡，这应该是受害者心态普遍化的第一个原因，有人是因为处于真实的利益受损境地而有受害心态，比如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有人是因为遭遇舆论敌视而感到受害，比如富人和医生群体；大家似乎都在断裂的舆论语境中互相伤害。第二是社会存在着一种垄断着各种资源的权贵阶层，权力无坚不摧无孔不入，制度很多时候对他们形同虚设。社会存在着这种“通吃性”的超强势群体，没有人会有安全的感觉，从民企老总到高级白领，再风光的阶层也会感觉自己是弱者。最后源于制度的不规范，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能给人以稳定的利益预期，而我们当下的不少制度还不规范，透明性、法治化、规范性程度较低，公众难以有稳定的利益预期，不信任和猜疑之心自然横行。
一个大多数人都感觉受益的社会才会是健康和理性的，普遍的受益感才能让人们之间充满信任，才能让人们看问题时更有宽容之心，才能使人们带着一种寻求共识的平和心态讨论问题。而一个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受损、受害的社会则完全相反。
首先，正如鄢烈山所言，人与人之间会变得刻薄、偏激，缺乏平常心，不宽容。人人都是“受害者”，哪里还会有宽容和平和，自然会带着一种“他人即是地狱”的对抗心态去看待他人行为――在言语上，表现为网络空间中愈演愈烈的话语暴力。在舆情上，表现为舆论空间争议性、交锋性话题越来越多，人人“得点小理便毫不饶人”。在行为上，表现为暴力冲突的增多，强烈受迫害意识下的暴力会比一般暴力强得多。在这种刻薄的舆论喧哗中，大家带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讨伐，不是想着寻求共识而是想着互相伤害，结果形成莫大的舆论内耗。人人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发动攻击，冲突越来越剧烈、侵害越来越理直气壮。
然后是舆论失去理性，没有了多少是非感，更多是一种站在受害者角度的道德优势。宝马车撞人了，会首先被解读成为富不仁的富人炫富作恶；穷人即便做错了事，也会赢得同情，富裕成为一种舆论原罪――不少人不是以是非看问题，而是带着强烈的阶层对立色彩和“站队意识”：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我们要团结起来向那些“施害者”抗争。
受害者心态弥漫，也使人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总感觉自身很无辜，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承担责任和义务。在不少问题上我们多数人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施害者，但习惯了受害者心态后，公众常常会放弃对自身的反省。比如环境保护，许多问题缘于大多数平庸的人那些庸常的恶――从随地吐痰到随手倾倒垃圾，从使用塑料袋到私车废气，从乱砍滥伐到频繁使用空调，可我们谈环境污染时，只会倾向于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而故意忽略自己的责任。再比如反腐败，人人都在“喊打”，可一旦自己有了机会，“照腐不误”。
受害者心态使得责任与义务缺失，规范和秩序失衡，体谅和宽容也随之变得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