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拳脚相向不再是家庭暴力的唯一形式，另一种隐性暴力——冷落、漠视等精神虐待正在悄悄盛行。
在《新婚姻法》颁布后不久，专家们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冷暴力”。广州市妇联的林琦副主席解释，“冷暴力”是指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得较为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是隐性暴力中比较常见和隐蔽的做法。而家庭婚姻问题专家也指出，这种隐性暴力对双方的伤害比显性暴力更大，甚至会造成精神隐疾。
案例一
广州市某单位机关干部高某近日追悔莫及，由于其长期对妻子进行精神虐待和言语刺激，妻子忍受不了，最终进了精神病医院。
高某的妻子卓萍（化名）虽然年过四十，但风韵犹存，在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工作，职位不低，儿子又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在外人看来，这一家子的生活可谓幸福美满。但两年前，卓萍在一次单位组团旅游中出轨犯了错。卓萍为此发自内心地忏悔过，高某也信誓旦旦地答应不计前嫌。可自那以后，卓萍的一言一行便受到了高某的严密“监控”，一有不对的地方便故意给脸色看或百般刁难，回家晚了或与男同事多说两句话，他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或是无休无止的询问。一到晚上，卓萍更觉得象是地狱。丈夫进了房，总是一声不响地占有她，并不停地咒骂她是“婊子”，眼里也充满了蔑视。
日日受到这样的折磨，卓萍觉得自己的精神快崩溃了，她只好提出离婚，但高某却叫嚷：“不可能！你给我戴了'绿帽子'，想离婚？没门！”他觉得妻子背叛了自己，就该为自己的不忠付出代价，受到惩罚。从此，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妻子，最后发展到带女孩子回家，当着卓萍的面亲热，卓萍的忍受到了极点，终于精神崩溃，不得不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案例二
阿美和阿雄是大学同学，毕业几年后结了婚，平时小两口甜甜蜜蜜的。但不久前双方却陷入了一种僵局，阿雄不知是有了婚外情还是因为升了官，觉得妻子配不上他了，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于是故意冷落、漠视妻子，不与妻子作任何感情上的交流。阿美终于无法忍受，提出了离婚。
阿美遭遇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家庭生活中的另一种暴力行为——“冷暴力”，它的伤害力比常见的武力暴力有过之不及。
家庭“冷暴力”正在悄悄盛行
据统计，广州市妇联在每周二、五接待的法律咨询个案中，十个有九个是关于家庭婚姻方面的咨询，而有关于精神虐待、故意冷落对方、故意用言语刺激对方等的“冷暴力”行为就占一半以上。
但是，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有武力暴力才算是暴力；而对于深层次的从精神、心理上或间接地体现出来的暴力问题依然认识不足。据《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研究报告》对4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23％－31％的人不认为“在经济上限制妻子、对妻子视若无人、辱骂妻子、为积累过失羞辱妻子”是家庭暴力。
事实上，在“冷暴力”处境中的女性，在受到伤害的程度上，与直接的肉体折磨造成的健康问题同样严重。武力造成的结果是明显的身体外伤和家庭裂痕，但那是有据可查的，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而实施“冷暴力”的一方则不象实施身体暴力那样有明显可见的证据，很难受到社会和法律的制裁，而受伤害的一方可能因为长期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而得不到宣泄和缓冲做出过激行为，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前不久司法机关判决的一个案例，妻子在长期忍受丈夫的婚外情带来的精神折磨后，终于忍不住举起利剪除掉了丈夫的命根子，就是“冷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
百家争鸣
广州市妇联的副主席林琦：“冷暴力”大多出现在知识分子家庭。
“冷暴力”大多数出现在知识分子家庭，这部分群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而又找不到其他的发泄方法时，夫妻中的一方就故意冷落对方，要不就故意“挑刺”、“找茬”，用言语等刺激对方，长期以往，给对方造成巨大的精神折磨。
广州市百越律师事务所的杨青松律师：最好从道德角度解决。
“冷暴力”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它确实在现在的社会中越来越盛行。究其原因，杨律师认为，人们采用这种方式多半是他们觉得用拳脚相向这种暴力方式并不符合他们高学历的身份，还有，现在普法力度加大了，人们基本都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于是人们学“乖”了，采用了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暴力方式。
对于解决的方式，杨律师认为暂时还没有好的办法，但他觉得最好不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约束，而应该从道德的角度来解决，因为这是夫妻两个人自己的事。
中山大学的张民安教授：做法严重的归为遗弃。
张教授说，新《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最近出台了一个关于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其中谈到对这种行为的处置方法是，轻的是违反夫妻双方应尽的抚养义务，严重的可以归为遗弃。
著名的心理医生施梦娟女士：这样做只会两败俱伤。
这其实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做法。知识分子对感情和精神的要求比一般人更加细致，更加高一些，对“冷暴力”所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就更加突出。在西方，夫妻应该接受类似“婚姻治疗辅导中心”的咨询。但在我国，类似的正式机构较少，广州至今也没有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