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媒体有关变性手术的报道突然多起来，易性癖病人自残生殖器官的痛苦；医生做变性手术高超的医术；病人术后“皆大欢喜”的结局……一时间，变性这个话题，被媒体炒得很热。
某些人为什么要“变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施行这种手术？这个人群“变”之前和之后的命运如何？他们有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坦率地说，看完这些报道仍使人疑窦丛生。
不久前，我揣着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性别重塑外科中心”陈焕然博士的报纸，来到这家医院。在采访中却发现，比起医生的“成就”，病人的无奈、痛苦和尴尬，更值得社会关注。
“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上午，陈博士因为有手术，让我先和病人谈，他先把我带到病房，交待了一下，就要离开。我赶忙随他出来，悄悄问：“我和他们谈，他们不忌讳吧？”“没事，你可以谈，他们很能说的。”说完他匆匆走了。
陈博士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白：“我特别愿意与媒体接触，我要争取一切机会，向人们宣传易性癖的知识，因为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了！”
这时我还不知道，频繁的媒体采访，已经给这些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们很反感记者，大家都想抛弃过去，以新面目在社会上生活，可现在病房成了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来了就问，你的染色体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的记者不经允许，就把镜头对准我们，有的记者长时间呆在病房和病人纠缠，积攒写书的材料，可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床上，很久不知从哪儿问起。
我小心地问身边一个年轻人：“你，是做什么手术？做完了吗？”
“我做第一期，来了好几天了。”
“第一期？对不起，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现在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现在还是女的。”
我又问周围几个：“你们都和她一样？”
大家点头。
“那，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一期？还有第二期吗？”
“一期就是做上边，二期是下边。”她们回答得很不情愿。
